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 深思熟虑的寓言小说

正如灵感不能随时光顾,人生的高峰低谷也无法预知。那些追寻着“作家梦”的年轻人在文坛崭露头角,从而进入职业作家的行列,也有一些人行至知天命的年纪才萌生了写作的念想。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这位六十多岁才开始执笔的作家曾三次入围布克奖短名单,最终凭借她的第三部作品《离岸》摘得桂冠,其封笔之作、长篇小说《蓝花》曾十九次被媒体评为“年度最佳图书”,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除此之外,她被推举为“二战后最伟大的五十位英国作家”。入行晚、起点高的菲茨杰拉德打破了“出名要趁早”的咒语,在她一生创作的九部小说中流露不乏光鲜的城市边缘人,当过杂志编辑、老师、经营过书店的体验练就了看穿社会底层的独到慧眼,在寓言的建构和解构中编织人物与家族前世今生的来龙去脉。

也许是岁月的打磨,菲茨杰拉德所流露的锐气丝毫不输给年轻作家,反而有着他们所不具备的老练与睿智。《无辜》的开篇便是她设下的局,十六世纪盛产矮人的里多尔菲家族可谓传奇一时,为了保持他们的优越感,雇来清一色的侏儒。然而名门望族也有失算之时,与女儿做伴的女佣突然长高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淫威之下她被弄瞎双眼、砍断膝盖,遏制住了她对“异化”的想象。原本自然而然的事情却被权力所扼杀,如此残酷行事维护了后裔对于里多尔菲家族形象天真无邪的完美想象,而另一面,那个惨遭毒手的女孩却是无辜的牺牲品。

人物的命运牵连着家族历史,在里多尔菲家族里殊途同归。菲茨杰拉德笔锋一转,又将故事的时间调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佛罗伦萨,没落贵族小姐琪娅拉和平民医生萨尔瓦托相爱相杀,一个单纯的热情似火,准备拥抱整个世界,一个刻意冷若冰霜、与政治保持距离。像很多恋人一样,他们之间少不了争吵和误会。琪娅拉的同学芭妮爱上了她的堂兄酒庄主西萨尔,而西萨尔却暗自爱上了琪娅拉。然而,这看似平淡无奇的两条情感线是如何与家族传说联系在一起的?当里多尔菲家宅成为旅行胜地时,这段被遮蔽的历史才被人挖掘并翻拍。

菲茨杰拉德将构思零星散播在故事中,静待读者捡拾起琐碎的情节,拼凑出一个关于家族观念与性情传承的版图。都是传说在作祟,几百年光阴流转,里多尔菲家族日迫西山,他们却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迫切期待这样的颓势,“欢迎衰退是由于替代品往往比原件要先进得多,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眼镜比眼睛强,而且还可以换。”

畸形的身高得到了矫正,然而始终不变的是一脉相承的家族特质,即对于宠爱与幸福难以磨灭的异化想象,一代代人自始至终无法割舍父母的宠爱,也不能轻易放下家族面子,在追求儿女幸福的途中一味地逼迫他者做出让步。女佣被屏蔽的感官,与琪娅拉对萨尔瓦托若即若离,时不时闪现斩断情丝的想法有着异曲同工。他们肤浅地认为爱理所应当通往幸福,好心好意定会成就美好人生,也正是出于此,他们才费尽心机为后代建起了“理想”世界,而在他者看来却是异化的,受宠的童年之后便是坍塌的青春。

无论是心思缜密、多此一举的家人,欲言又止人艰不拆的旁观者,还是当事者本人都是无辜的,琪娅拉和萨尔瓦托的婚姻即是无辜的结果,勉强合乎道义却不近乎人情,过于看重幸福甚至以整个人生作为赌注,反而会被幸福拖累。事实上,无辜者本无罪。随着故事发展,“无辜”的意义从纯真鲁莽演变为愚蠢尴尬,“当一切都被说尽,都被做完了之后,讽刺就成了一门卑劣的艺术。作家唯一真正的主题就是自然。”

菲茨杰拉德不动声色地将主题嵌入到读者的观念中,借人物之口点明了真相:将鹤立鸡群者斩草除根,让自己的短板转嫁为他人的罪过,从身高骗局微妙地蔓延至性情与社交缺陷,用视而不见作为挡箭牌,任由想象占上风,好心办坏事的荒诞不经酿成了家族的遗传悲剧,充斥着戏谑讽刺意味。

菲茨杰拉德对于人所在处境的探索远远大过情节本身。比起《无辜》中的亲缘关联,《离岸》则进一步将关系拓宽至“最熟悉的陌生人”,即社群中的邻居。在文本空间的建构上也独具匠心,以船为家的艺术家、失败者、社会底层的彼此扶持抱团取暖,贯穿于漂泊之中的情感纽带改变了他们在岸上的日常交往习惯,个体的疏离感汇集成了他们对社群的归属感。

《离岸》的故事灵感源于她在泰晤士河上一段短暂经历,身处人生低谷的她栖身于“既不属于河流,也不属于陆地”的船屋,如同小说中的城市边缘人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渴望岸上体面的生活,又无法忍受世俗的规则;享受着漂泊与不确定的刺激,却不敢贸然航船乘风破浪,只求委身于廉价、局促的空间,仍然无法逃脱劫难,时不时要面对漏水和潮汐带来的危机和困扰。

暗流涌动、风雨之中飘摇的船,寓意着动荡不安的人生,眼看着命运沉沦、即将倾覆的船,却无能为力,就像流离失所者随波逐流,只能孤注一掷,倔强地坚守着并不安稳的生活;支离破碎,满眼尽是生活的无奈和不堪。“河流最神秘的时刻,一层黑暗驱散另一层黑暗,上一分钟还是影子,下一分钟,影子就清晰地变成了房子或停泊的船只。”就像这个由“负能量”聚集起来的社群,优柔寡断的单身母亲尼娜,精明绅士、婚姻触礁的理查德,职场受挫、风趣体贴的莫里斯,退役军官、特立独行的画家威利斯修葺着“格蕾丝号”上的破损有如弥补各自的创伤,静候着山雨欲来,命运也随着船只的沉没卷入洪流……

船屋里的人们在临时的收容所,互相安抚着孤立无援、无所适从的惶恐焦虑,尼娜的丈夫、理查德的妻子抗拒船上生活,直接导致他们情感走向末路,但也有各自的苦衷。尼娜试图挽回婚姻,丈夫爱德华始终不理解她的态度,宁可在岸上寄人篱下也不愿做出妥协,甚至对她恶言相加。理查德百般劝说妻子入住船屋,却留不住她的心。正因为尼娜与理查德都曾在离开抑或坚守之间徘徊,这段相似的经历促使他们发展了一段隐秘的感情。当爱德华回心转意到船屋来找尼娜,却不幸与莫里斯一起淹没于之中。

船屋的边缘人不同于无家可归闲逛于街头的流浪汉,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地生活,只是现实中的遭遇或多或少令他们难以直面便就此搁浅,他们深知自己青春不再,已经失去了可以大肆挥霍的“间隔年”(Gap year),登陆到岸上就意味着被生活裹挟,被烦恼捆绑。然而,暴风雨的来袭逼迫他们纷纷“离岸”。理想家园的构建谈何容易,作为一处暂时的避风港,每个人四分五裂的生活在船屋这个温情包容的社群中得到了重建,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终究没有成为乌托邦,被自然界法则摧毁,迫使“两栖动物”上岸,重返接地气的现实沉浮。

经历了船屋的曲折,离岸仿佛收获了一种人生经验:“你学的每一样东西,你受的每一种苦,都会在你人生的某个时刻起到作用。”菲茨杰拉德有种“看破不说透”的含蓄内敛,她总是不动声色地将她对幸福、理想的洞见及其与规范、秩序的冲突矛盾融入到情节中,小说对于人到暮年的她而言,怀旧的意义超过了写作本身,梳理沉淀已久的切身体会,举重若轻地道出了人的悲观困境,这种从容即是上天赋予晚成者的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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